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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過眼：珞珈博課
12月18日 李鸿章“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是正语而非悲语语出李鸿章同治十一年奏稿：
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 地，凡史前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便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九）
当时“变局”议论，可参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页168注1；及同氏著《清季兵工业的兴起》。 布罗代尔《地中海》英国的一位史学史研究者这样说：“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想要模仿《地中海》，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页37）今天上午读到这段话，很是吃惊，差点把喝着的咖啡喷到书上。也许确实没有人会否认《地中海》的无法超越性，但是竟没有人想要去“模仿”，令人匪夷所思。“传统”史学的渍染没有令我忘记理论——至少是理论的向往，于是急检书架，找出尘埃中的“地中海”。面对着这样一部就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一劳永逸地扩大了它所采用的写作文体的可能性”的伟大著作，我就不信这世上竟没有人依着这大葫芦的样子去画一个小瓢。 8月24日 韩寒也就是一“产品” 80后的代表韩寒，不是有才，而是没羞。以为自己江湖上是个人物，其实不过是出版、媒体、娱乐、经纪联合制造的一产品而已。《三重门》之类，无论境界、技艺、内容，不如二、三十年前的同龄人远甚，只可惜那时只有地下，没有地上，遂使后世竖子成名。时过境迁，资本面前，哪怕是一只耗子，也能被做成一头大象，更遑论在猪鼻子上插两根葱了。韩同学不懂此理，野人献日，确实是“心理素质好”。 说得庸俗一些，钱是男人胆，真是不虚。韩同学有能力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玩文学、玩赛车、玩博客、玩骂人，顺便把整个80后的人都玩了，实在没有其它原因。韩同学不懂此理，就不仅仅是“心理素质好”了。商品时代，钱要生钱，生生不息，制造商们深明大义即可，固不需要韩同学之辈去费心思明白。 孔夫子说后生可畏，本人原来极信此理，但最近不免犹豫起来，大有以九斤老太为是而以孔老夫子为非的倾向。原因无他，就是所谓80后一代令人失望。按理，凡人皆有年少轻狂之时，不说粪土古今，至少无人能入我眼。可是而今之辈，拿着根鸡毛就当令箭，尤还自掏腰包供奉偶像惟恐不肖，真不知“后”在何处。最莫名其妙的，是他人食鱼，却鲜在我口，比如韩同学玩一出“头文字D”，整个80后都心跳了。 不仅韩寒，整个80后恐怕都是一批流水线上的产品。Made in China, 1980s。 6月13日 海外中国研究导航
5月4日 讀花隨人聖庵摭憶札記之四黃氏博聞強識，深明故實，故摭憶一書，幾於晚清掌故，一網殆盡。知其事，同其情，則議論往往中的。如謂曾左皆不勾結宮廷，而李文忠則好結內援，又謂曾左本非為世受清恩而戰，均切肯綮。然人情好惡，亦所不免。黃氏似不喜左文襄之為人，遂汲汲於褒貶。如日人著清史，至謂文襄始曾以策干洪秀全，不用，縋城遁去。黃氏以為此說理蓋可信，豈非荒謬。
黃氏曰：使王湘綺稍後數十年生，必一革命黨無疑。斯真識言。又摘湘綺日記“季高方踞百尺樓，余何從攀談”，極傳其神。跅弛之才，必好南面之術，不得為帝師，則思革命以代之，王湘綺是矣。
汪精衛博浪之擊，事不成，而繫於獄，所聞獄卒之言戊戌六君子事，頗賴黃氏是書以傳。其中言康廣仁獄中時以頭撞牆，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旭本時時作微笑，聞其哭，尤笑不可仰。革命之猥瑣、高華，以此一哭一笑，照燭無遺。夤夜披覽至此，因念十七年前之所見所聞，低眉無端，廢書久之。 4月29日 讀花隨人聖庵摭憶劄記三黃氏記卞寶第事有曰：“其時朝士……尤鄙言洋務，出使外國，幾為朝官所不齒。吾鄉羅稷臣豐祿為出使英國大臣，於外交界負盛名。其喪歸里，卞寶第為總督，佯語藩縣司道，問‘羅豐祿何如人’，群臣知卞意，答以不知。故延宴闔城文武，不許往吊。”案弱國議和負命之使，往往易遭詬責，非獨晚清而然。蓋忠直之士，深憂國運，一腔怨憤，無處發洩，遂不免移咎執事之輩。如曾文正晚歲欽使津門，怨謗交至，清議喧騰。彼豈有罪，此尤無過。自古錢糧、財利、刑名、外交之任，皆非清選，以士夫愛護聲名如惜羽毛耳，此尤今世奔趨利祿之徒所難知者也。又案卞寶第，其時任閩浙總督，卞師從族祖也。 4月28日 讀花隨人聖庵摭憶札記二黃氏言：古人最重冬至；今者雲物不殊，黃口少年，已鮮能辨何謂長至者。教學兩失，每況愈下，即今大學教習，能言日南至、春王正月者亦尠。舊學既乏商量，新知遑論培養，袞袞諸公，眉軒袂聳，不過竊人牙慧，轉呼邪許而已。黃氏地下有知，不知當作如何想也。 讀花隨人聖庵摭憶札記一寒柳堂主人嘗謂黃氏文筆極佳，後讀程門弟子所纂《書紳錄》，見閑堂老人亦有此語。然錢默存記陳石遺之言，謂黃秋岳駢文集有清一代大成，而散文不能成語。《摭憶》正以散體，未知前輩孰評為當。又《石語》謂余弟子黃秋岳云云，而黃氏不稱石遺為師，亦未知何故。 3月15日 评书剧场，皆大欢喜CCTV-10不错。《探索与发现》、《大家》，做到这个水平很不错了。爱屋及乌，连带看《百家讲坛》。结果：迷惑。昨日不经意间，恍然大悟。映画中人，一招一式，单田芳、袁阔成和田连元等等是也。百家讲坛，本乃评书剧场。名实相符（百家之家，小说家也），皆大欢喜。 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一个什么“中国”1）“中国”是中原中央朝廷之称，即使反覆延申，也不过只是“朝廷教化所及”的概念。“中国”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称，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它可以作为历史或文化的代称，但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四海之内，从来就只有一种不断融聚的“文化”，而没有一个什么“中国”。
2）“汉”是由汉朝的强盛方产生的外人的称呼。沙东海西之人，源自多方，万川归海，终聚一家。夏人、商人并其他诸方，最早露脸，周人最早发达，而数千年之后的后女真，则是最后一个来人。故家中自有之华夷之分，乃文化之分，非民族之分。接受欧洲民族主义概念比配于吾华之事，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反过来，“中华民族”而不是“汉族”，是章太炎等人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四海之内，从来就只有一种不断融聚的“文化”，而没有一个什么“汉族”。
3）一种绵延不绝、广博闳深的文化，从来就不是血统单一的东西。这是关于文明起源发展的常识。不学无术之辈，用“现代国家”或“现代民族”的概念去曲解历史，境界之低，水平之劣，根本不值一驳。
[附]
韩、日、蒙共同的根源是JUSHIN族
韩国《东亚日报》文章
有人主张，这一不被人所知的民族是韩国、日本、满洲等东北亚民族的共同始祖。为揭开因高句丽问题再次浮出水面的韩国古代史秘密，提出了新的假设。
东洋大学教授金云会（音，国际通商学）在最近出版的著作《寻觅大JUSHIN》（全书两册，Hainaim出版社）中主张，游牧民族“JUSHIN”是把蒙古、满洲、韩半岛、日本连接起来的文明史锁链，也是他们共同的民族始祖。“JUSHIN”向这些地区传播了金属文明。
金云会曾通过反驳《三国志》蕴含的大中华主义的《正确解读三国志》（2004年），表现出渊博的中国历史知识。此次他动用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和考古学，提出了“大JUSHIN论”。
○“实体只有一个，但名字有几个” 中国史书把居住在满洲和韩半岛一带的东夷族大致分为东胡（蒙古，契丹）、肃慎（靺鞨，女真）、秽貊（古朝鲜、夫余、高句丽）。韩国学者们主张，其中的秽貊族与韩半岛南部的韩族结合，形成了今天的韩民族。最近，中国通过把古代史纳入自己历史的“东北工程”，称东夷族全部被中华文明融合，他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相反，西江大学教授金翰奎（史学）在2004年主张：“东胡、肃慎、秽貊既不是韩民族，也不是中国的汉族，因此，他们的历史既不属于韩国史，也不属于中国史，是独特的辽东史。”他的这一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
金云会提出的大JUSHIN论主张：“不仅是东胡、肃慎、秽貊，而且韩民族和日本民族也是从同一根源演化而来。具有与中国汉族有明显区别的民族认同感。”用强有力的理论反驳了中国的“东北工程”。
金云会首先从考古学角度指出，具有与中国黄河文明有明显区别的光线纹土器、枇杷形青铜剑、石坟、墓石牌坊等特征的古代文明从辽河流域逐渐向辽东、韩半岛、日本传播。而且蒙古族、满族、韩民族、日本民族的遗传基因非常相似，语言也相近。作者还加入了对神话学的分析。这些民族的创世神话和建国神话中都有织女神话和卵生神话，还有一个著名弓箭手。而且他们建立的国家名称中都有与铁、鸟、太阳、光、早晨、火、金属等有关的字。
作者将此综合起来分析说，公元前（BC）7世纪左右，起源于阿尔泰山脉的具备先进的青铜器制造技术的游牧民族南下到中国河北省和山东省，但被汉族驱逐到满洲。其中，一部分向西进入蒙古境内，另一部分到达韩半岛和日本。由于该种族不断移动，中国史书在不同的时代和空间给他们起了不同的名字。就像现在根据地区将韩国人称之为朝鲜人、高丽人、韩国人一样。
○Kore族和JUSHIN族惊人的类似性 那么，这一古代种族为何叫JUSHIN？该种族名大致分为Kore系和JUSHIN系。Kore是他们起源的阿尔泰山的种族名，后来演化为句丽、高利、高句丽、高丽等，意指铜和上天。
JUSHIN演化为朝鲜、肃慎、息慎、稷慎、珠申等，虽然对应的汉字有所不同，但发音相近。JUSHIN具有太阳、早晨、山等多种含义。
Kore属于韩民族，但JUSHIN先后出现在满洲和半岛上，因此它的范围更广。建立清国的满族将自己的种族称为珠申，后来根据“文殊菩萨”的发音，改为“满族”。
金云会强调，据满族建立的金和清国的史书记载，他们的始祖是来自新罗的金函普。因此，金和清把自己的姓氏命名为爱新觉罗。满族语中，爱新觉罗是金的意思。从汉语字义上看，爱新觉罗是“关心新罗，不要忘记”的意思。
金云会翻遍《中国25史》、蒙古秘史、古书、日本史书等，揭露了韩民族、契丹族、满族、鲜卑族、蒙古族、日本民族具有的共同的认同感。他还解释说，尤其是，游牧民族具有迁居后沿用故乡名称的传统。所以，朴达山（普勒项山，洪山，白头山）、阿利水（阿姆勒江，鸭绿江，汉江）、阿斯达（西拉伯、首尔，东京）等地名在阿尔泰、蒙古、韩国、日本均存在。
他警告说：“如果中国汉族的民族意识发源地是汉，那么JUSHIN族的发源地就是高句丽。如果把高句丽让给中国，我们将彻底失去连接蒙古、满洲、韩国、日本的历史，而且未来的共同体‘JUSHIN’也将化为泡影。”
3月8日 夏含夷新著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Editorial Reviews Book Description Explores the rewriting of early Chinese texts in the wake of new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rom the Back Cover 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 examines the problems of reconstituting and editing ancient manuscripts that will revise—indeed "rewrite"—Chinese history. It is now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the extensiv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made in China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necessitate such a rewriting and will keep an army of scholars busy for years to come. However, this is by no means the first time China’s historical record has needed rewriting. In this book, author Edward L. Shaughnessy explores the issues involved in editing manuscripts, rewriting them, both today and in the past. The book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modern archaeologists and paleographers working with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ancient tombs. The challenges are considerable: these texts are usually written in archaic script on bamboo strips and are typically fragmentary and in disarray.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ir new editions often meet with criticism from other scholars. Shaughnessy then moves back in time to consider efforts to reconstitute similar bamboo-strip manuscripts found in the late third century in a tomb in Jixian, Henan. He shows that editors at the time encountered many of the same difficulties faced by modern archaeologists and paleographers, and that the first editions produced by a court-appointed team of editors quickly prompted criticism from other scholars of the time. Shaughnessy concludes with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editing of one of these texts, the Bamboo Annals (Zhushu jinian),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manuscript! ever discovered in China. Showing how at least two different, competing editions of this text were produced by different editors, and h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led later scholars to regard the original edition—the only one still extant—as a forgery, Shaughnessy argues for this text’s place in the rewriting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The author is one of the few American scholars equippe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at a level beyond platitudes. His knowledge of the field is impressive: the notes refer to what must amount to hundreds of specialized studies, almost all of them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many in journals that are difficult to fi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by far the best-documented discussion of these problems in any language." - Paul R. Goldin, author of After Confucius: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2月23日 三答章潜五先生 章潜五先生反复要我阅读他们的资料网站，厚意可感。但本人则始终未去，原因有二：一是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二是确实感到没有太大的必要。前者可予不论，因为这场“对话”原本就不该发生；后者则似可再论一二，权作对章先生“四评”的答复。
猜度起来，“改历网站”所发言论资料，不外有二：
第一是关于春节本身及其“漂移”的弊病调查及论证。但这实在不是什么问题。就算全国人民投票表决，把春节固定在某日（假设阴阳合一，定在公历一月一日吧），这样一来，难道民工就不回乡了吗？学生就不回家了吗？打工者就不探亲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只要春节长假存在一天，在社会生活日趋繁复的背景下，“民族大迁移”就不会消失。近邻韩国地近弹丸、人才四千多万，但中秋节三天，回乡人口近千万人次。西方大国之美国，圣诞长假，旅行人次亦极可观。可见，只要不会到“重土安迁”的小国寡民状态，“迁移”就始终存在。其可能出现的“弊病”及其解决，不在于日期之固定与否，而在于社会物质手段的发达与否与民众观念的革新与否。至于因为春节与公历的“漂移”而认为会带来“安排”的不便，更属臆断。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完善，物质、技术的发达，早已不再是“编户保甲”、“禁民流徙”时的旧观，安排处理最多不过二十几天的“漂移”，根本不会造成什么麻烦。西方很多节日，也有“漂移”问题，如某月第几个星期几等等，相差天数虽然不多（七天），但“礼拜（星期）”与“回归年”的漂移和“朔望月”与“回归年”的漂移，性质是一样的。
第二是以二十四节气为本制定太阳历。这个主张北宋沈括早就提出过了：“今为术莫若用十二月气为一年，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如此则四时之气常正。”就实用而言，以回归年、定气为基础的纯粹的太阳历，既实用而又科学，当然是个极好的主张。正因为如此，中国在结束封建帝制时代之后，立即奉行公历至今。因此，“改历”主张在古人来说可谓合理，而在科学昌明之今日照葫画瓢，则反而是一种倒退。原因在于：当今世界早已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公历以授时，夏历以节庆，科学、民俗两不相扰，共同成为文化演进之潮流。难道章先生辈，还要使农民回到观物候、翻日历以决定何时育种、何时插秧、何时收割的时代？此非仅虚妄，且亦可笑。再说，正如本人前文中已经论证过的，中国地域广大、地形地貌复杂，小气候众多，以回归年物候为主的“二十四节气”，根本不能反映整个中国区域的现实，谓之“实用”，岂是科学态度！ 2月15日 回到珞珈谚云：“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哲人或曰：“人生就是从起点回到起点。”不过，现在这个年纪或许还是早了点。元宵前一日，Vanlentine's day前三日，回到珞珈。昨夜一时无眠，倚榻读书，小楼一夜听春雨，敲打梧桐，真個是点点滴滴。
归田，但未解甲，心中贼未去之故也。感慨三分，一分疲惫，二分惆怅。 2月14日 轮回与进步在中国，一百多年前的革命党要以民主共和取代“普世王权”，以民族国家模式取代“天下、国、家”模式。但一百多年后，新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仍还要以自由民主取代“独裁霸权”，另一方面要用“普世主义”模式再取代民族国家模式。前者无疑是轮回，后者却很难说是进步。近九十年前傅斯年就曾宣言：大的方面只承认“人类”，小的方面只承认“我”，其它诸如阶级、家庭、地方、国家皆是偶像（注意：此处的“偶像”是指徒具形像而实无意义的木偶之类）。这比“人权高于主权”要“进步”不知多少倍——尽管有人定义它为“乌托邦主义”。
参阅：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4月号。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傅斯年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 2月11日 《三天内解经》研究论著草目王宗昱：《道教六天说》，《道家文化研究》第16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刘屹：《中国道教三道说》，《华林》第一卷，中华书局，2001
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华书局，2005
Bokenkamp, Stephen R.,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李庆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施舟人：《道教的清约》，《法国汉学》第7辑，2002 涓子《琴心》涓子即环渊（参《文选》枚乘《七发》李善注），环亦作蜎，蜎子亦作涓子（参饶宗颐《涓子琴心考》，载《中国学术》第一辑）。《汉书·艺文志》“蜎子十三篇“，上古书不题书名，此乃整理者向歆以人名书之例。《史记·孟荀列传》尚存古意：“环渊，楚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与慎到、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环渊著上下篇。”东汉应劭《风俗通·姓氏篇》亦曰：“楚有贤者环渊，著书上下篇。”《汉志》“琴心”有十三篇之多，而《史记》等云环渊著上下篇，春秋、两汉体制相距应不甚远，故《琴心》之书，或出于后人增饰，或别为一书（参饶宗颐说），与发明黄老道德之术者非为一事。 1月30日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读后札记（一） 一 二 三
参考链接: 1) http://go.6to23.com/moxianju/his/shanshilian/word1/042.htm 2) http://www.chisa.edu.cn/chisa/article/20050829/20050829008624_1.xml 1月26日 历史观与现代化——悼某某周刊因刊发某某文而遭禁历史事实尽管难以复原，不过毕竟还是客观存在。历史观或历史哲学则完全不同，虽然也不尽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至少是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因人类自身的思想阶段与“阶级”差别而异。
儒家正统思想时期，洪杨是匪，“捻”“拳”是匪，当然“红毛”“西夷”亦均是匪。民族主义革命之时，洪杨至少是驱除鞑虏的先驱，而欧美诸夷则成为亡我华夏的元凶。农民暴力革命兴起，是我者友，非我者敌，泾渭分明，更不必论：既然伊朗学生强占美国使馆已属于“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当年义和团炮轰领馆，又岂非壮举？！“自由民主”精神之重来吾华，一切又均将颠倒，自不待言。但所有的痛苦并未减轻，所有的差别依然存在，所有的为生存和利益的抗争始终不歇，——呜呼哀哉！哪里还存在着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历史教科书”？！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种他自身的宗教，下层群体的宗教信条永远就是反抗——出于无奈，中层的宗教信条永远就是关怀——出于理想，上层的宗教信条永远就是博爱——出于欺骗与麻醉别人。既然如此，历史教科书，还是由它去罢。世事沧桑不变，我们暂时无能为力。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恢复和造就不同阶级的文明对峙，从而推动政治经济的进步，而不是重新走上“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道路。不要以为“博爱”就一定无往不胜，谓予不信，你就身揣百万现金住到贫民窟去试验一下，看看能不能全身而返。既然如此，历史教科书，还是由它去罢。对“狼奶”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反思甚至理解，而不仅仅是咒骂。
至于某刊的遭遇，再一次证明：不能仅反“贪官”，重要的是反“皇帝”。为此，必须要让诸如“历史教科书”之类问题，先放一边去。
[附证一]
日本《产经新闻》1月中旬发表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市村真一的文章。文章着重指出：“东南亚和中韩对二战历史的看法不同。”市村真一更在文章中以强硬笔调表示：“要日本的历史观与中韩一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1月24日 “假作真时真亦假”英国《经济学家》刊出一份古地图（想必是在“副刊”一类的栏目中），历史迷们很感兴趣，固属正常。没料到中国的scholar们立即有所反应，周振鹤教授还特意发表文章以正视听。
为什么中国学者们要表态？肯定是媒体去采访；媒体为什么去采访？编辑记者本无判断力；为什么编辑记者没有判断力？因为搜奇猎艳是其本性。那么，为什么“搜奇猎艳”者总是在第一时间里跑到教授的家里？因为“搜奇猎艳”者们知道“学者们”不会拒绝；为什么“学者们”不会拒绝？因为他们自己也感兴趣；为什么他们自己也感兴趣？因为“学者们”知道如果让大家对“学术”感兴趣，就会对他们自己也感兴趣；为什么学者们要让公众对自身感兴趣？——打住！……。
从逻辑一步步推将下去，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历史迷=小报记者，中国学术=小说家=搜奇猎艳=商业贩卖。
参考链接: 1月15日 [评论照登]章氏四评按：此评未发在相应日志下，故移出单列。岁末事多，容稍后答复。
K-15 章氏四评风文 风过眼先生： 先生的“八月既望”评论已经敬悉。您偏爱夏历的观点，已从文中不标示公历日期表明。看来您是不赞成使用西历，这点是您我有共同思想，然而差别是我们提出了新历方案，而您反对根据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24节气创制新历，未曾提出新历方案，大概是主张只用“地心说”时代的夏历吧？我建议您先参阅近日的会刊《历改信息》第27期，上面有多位农民朋友的新历方案，看看当代我国农民是怎样的思想观点和心志精神，希望您首先对此差异作点深思。 经过多信的交流后，感谢您了解了本会提出的两项改历建议：春节科学定日，共力研制新历。但您仍未参阅《网络文集》文章，因此仍有“一人或数人的补天之功”的偏见，不承认我们提出的改历建议是追迹诸多先贤的遗志，因此建议您先参阅其中的A类先贤们的14篇文章。我们的建议是否臆识偏见？有哪些人士赞同我们的建议，请参阅B类呼吁的回响13篇报道。为了扩大眼界看事物，建议您参阅G-9从历史看历法改革和 C类珍贵史料的9篇文章，了解我国历法改革的历史和世界改历运动的史实。我们认为如果不参阅这些文章，不作深入的分析研究，发表的评论难免会有偏见误识。 您的新评论承认现行春节存在多达一月的游移，然而仍旧强调民俗的约定俗成，不认为这种游移会产生诸多社会困扰。可能这与您身处异国他乡有关，就拿对于6项困扰中的春节客运来说，今年春节西安有48万大学生返家，而去年春节来得更早，学生流与民工流重合，我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为买火车票，连夜搭帐篷排队购票。对于这种困扰如何解决呢？不从改革历法着眼，科学安排全民的全年时序，能够获解社会困扰吗？这类问题在地小人少的海外，是否也会存在如此程度的困扰？我们应该从何角度来思考春节科学定日呢？ 您说：“具体的弊病问题。目前“春节”越来越成为一种长假，完全是国家行政干预所致，并不是民众生活的某种必然。”我认为又是您的偏见。春节三天假日与前后两个双休日合并成七日“黄金周”，这既有利于民众出游，创新节日的科学内涵，又能促进假日经济，繁荣旅游事业。怎么在您看来就变成了“弊病”，而且是国家不顾民意的“行政干预”呢？在历法改革研究者来看，我国试行的长假设置具有重要意义，它与苏联曾试行五日周制类似，是经济社会时代对于历改的探索。这些探索表明连续七日周制存在明显的缺点，而我国古代的十日旬制则有灵活适应经济社会的优点，建议您参阅M-8节 假日稳定的中华新历方案。 您特别重视继承传统节日民俗，担心改革历法会影响民俗的继承，对于这点我们是表示理解的，然而问题是您把历法改革与继承民俗对立起来，而且认为建议改历者是制造“灾难”的无知之辈，对此我们表示遗憾。本会理事长是92岁的金有巽教授，他是中国历法研究会主席余青松博士于解放前移居美国时的托付之人，“全国向科学进军大会”时为解放军代表团副团长，“首届全国科学大会”时为特约代表，参见E类《夕阳正红》12篇报道，供您对于我们的历法研究作出是非判断。至于您担心的传统民俗是否会被消除，请您参阅D-10历改委：中华科学历方案和M-11历改委：与民俗学家商榷增加法定 传统节日问题。我们欢迎阅览了本会的文集后，提出指教意见共同研讨。 陕西省老科协历法改革专业委员会 常务秘书长 章潜五 2006-01-13 12月24日 黄禹锡事件的启示韩国《东亚日报》二十四日的社论《要将黄禹锡风波当作国家反省的契机》对黄禹锡事件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殊为允当，而且几乎是每一点总结都对当今中国学术界具有警示意义。其要点如下：
1，以成果为主的“追求速度的文化”造成了此次事件。黄禹锡教授研究组故意捏造论文，完全是出于不顾追求真相的步骤和伦理，急于获得成果的心态。
2）黄禹锡与政界走的太近，这不是科学家的正道。将和论文没有直接关系的总统助理列入共同作者中可见一斑。黄禹锡相对于在研究室埋头研究的科学家，更像是大众明星。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科学研究以外的活动上。
3）政府对他的研究的过分期待和疏忽验证的态度也助长了“造假”事件。
4）国民对黄禹锡教授研究组产生过分期待，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世界第一”的外表迷惑，各大媒体争相吹捧黄禹锡，因而疏忽验证，而且对一些科学家提出的问题也没有给予重视。
5）一些科学家明知黄禹锡教授的研究存在舞弊行为，也没有出面指正，相当于帮助黄禹锡制造了此次骗局。但值得欣慰的是，年轻的科学家们指出论文的问题所在，并要求进行验证，这也表现出了科学界的健康性。
另外，还有韩国媒体指出，东方国家（特别是韩国）那种前、后辈、上下级等级森严的文化传统，导致对研究业绩很难进行公平的论功行赏，而且还产生了无法牵制捏造数据等作弊行为的氛围。
12月19日 文字是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外壳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1981，页156-157）： 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某种概念。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的时代）。直到段玉裁、王念孙，才冲破这个藩篱。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不但同声符、不同意符的字可以同义；甚至意符、声符都不同，只要音同或音近，也还可能是同义的。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段、王等人把训诂学推进到崭新的一个历史阶段，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 己酉冬日，海陬草昩，观光上国，并赴北大听讲，闻仍有持意符为说者，感慨久之，归录此语以记。 语言是“自然的”语言当然是“人文的”，不过更重要的还是“自然的”。不出数百里之远，数百年之久，而语言必变（钱穆语），此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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