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曹雪萍）由文怀沙主编的一百卷本《隋唐文明》日前由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出版。昨日，该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文怀沙、欧阳中石、戴玉强等人出席。首发式上，96岁、白须长飘的文怀沙吟诗铭志，“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隋唐文明》号称唐全史

据文怀沙介绍，起初该书编纂并无国家投资，“编书的时候我们很寒酸，原来是没有国家的计划，仅是我个人的一个愿望。乾隆皇帝发工资，请了200多人编《四库全书》，我们八个残兵败将，老弱病残，在做这件事，只因为我发了宏愿，后来才申请到‘十五’国家重点图书的投资”。

据出版社介绍，《隋唐文明》全书共一百卷，近六千万字，收录了古籍原典646种、6644卷，其中首次披露国内外收藏的隋唐文献珍善本古籍。由文怀沙任主编，傅光年任执行编委，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与文怀沙共同担任工作委员会主任，聘请海内外研究隋唐文史专家丁范镇（韩国）、王元化、王运熙、池田温（日本）等组成编纂委员会。出版社称“该书是我国迄今为止首次对隋唐300年间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领域进行了总结性研究的大规模纂述”。

“要系统纠正《四库全书》”

 在《四部文明总序》中，文怀沙写道，汉民族英雄岳飞所留给我们的四字‘精忠报国’，但《四库全书》对他的事迹只字未提，《四库提要》只说：事迹具宋史本传。经四库馆臣查出的181种抽毁书籍中，涉及岳飞的竟占20种，清王朝对汉民族的英雄是抱着抹杀和消灭态度的，可见一斑。 文怀沙还表示，《隋唐文明》就是要对封建王朝，尤其是清编《四库全书》中对古代文献的篡改和歪曲进行系统的纠正。他说：“《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亲自指挥下，以纪晓岚为首的一帮奴才们，对中国古籍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清剿，今天我们就是要以最广大的人民性去还历史本来的面目。”他和编委会希望此书是“为中国文明史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

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相度；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

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且有当乎？

宁使古人有遗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诬于后世。

《考信录提要》卷上

        地方是人家的，舌头生在人家的嘴里，该怎么叫怎么叫，本来与我们无关。但人都有爱美的天性，眼看着一个美丽的名字被改掉，就像看着一朵鲜花被插在牛粪上，心里总不是一个滋味儿。

        韩国方面的理由之一，是中国翻译外国地名遵循标音原则，比如Washington译作“华盛顿”，“北京”的英译也由Peking改成Beijing。但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译名总体上采用标音原则不错，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历史和约定俗成的因素，比如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又称“海参葳”；Saltlake City，则直接译为“盐湖城”。而Peking与Beijing则是标音体系的不同，韦氏拼音不太合乎发音实际，修正一下是非常正常的。最关键的是，“汉城”本是对原有汉字名的直接使用，既然根本就不是一种“翻译”，又何来什么原则可言？！韩国的理由之二，是“汉城”之名早就改换。这个说法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不错，韩语很早就称汉城为souel，但这个“首尔”的意思就是“首都”、“首城”的意思，相当我们称天子所在为“京师”、“京城”一样，本身就不是一个专有地名。只不过李朝世宗发明文字以后，souel也就无须再用汉字，因此在“汉城”这个名称上，出现了言文不一的情况。这种情形其他文化地区也有，根本无足为奇。

        在很多场合下，本人和一些韩国教授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尽管他们也承认中国之称“汉城”不称“首尔”与日本人之称“支那”不称“中国”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总是认为“汉城”不尽妥当。后来发现，这完全是他们的某种“民族情绪”在作怪：一个“汉”字，令他们不爽。在这一点上，一个“蕞尔小邦”所特有的狭隘、偏激、固执与众志成城，与泱泱大国所具有的和合、圆融、随意以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特色，完全不同。

        最令人无奈的是：他们把“朝鲜半岛”称为“韩半岛”。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仍称前者，将被视为一种严重的政治挑衅。虽然我本人也痛恨北朝鲜政权，但对这种出于政治因素居然不考虑历史事实与民族大义的作法，困惑不解。实际上，若从名义上讲，“韩”是从“三韩”而来，“三韩”一开始就是指的是半岛南方的地区和人群，与北方的“高丽”根本不是一回事。朝鲜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三韩”仅仅是一个古代的部分名称而已，一如中国的所谓“东夷”和“苗蛮”。当年李承晚建国时自号“大韩民国”，出发点上就有另立山头从而与北方相区别的意思。既然如此，凭什么以偏代全，用“韩”代替“朝鲜”？要知道朝鲜王朝统一了五百多年，而韩国至今也还不过是“偏安”一隅五十余载而已，甚至都不具备哪怕一点点靠自身力量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如果“汉城”改成“首尔”是“名正言顺”，那么要改的东西还有。第一要改的是国号，光称“韩”是不行的，至少在名义上要把整个朝鲜涵括进去；第二要改的是英文名，必须建议全世界不再称Korea，因为Korea是“高丽”的标音，与“DaeHanMinGuok（大韩民国）”何干？

        想起“汉城”的沦丧，有时我会想起乡先贤张謇。1882年壬午兵变以后，张謇上《朝鲜善后六策》，主张废封建、置郡县，重纳朝鲜于实际王政统治之下。这一建议被李鸿章“悍然斥之”。李鸿章是对的，中国传统中那种旧有的王道观念与“修文德而来远人”的教化胸怀，既不适应世界潮流，又岂能为虎视眈眈的日本、沙俄及西方列强所接受。天下势瞬息万变，旧的观念如果不合时宜，那也确实要被抛弃，这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但有些东西恐怕也不能随意割舍，否则人也就不成为人而复归于动物了。

        中国人热爱韩国，是出于相似的文化、相似的遭遇和相似的生活情感。把这些全都改掉，就像“汉城”改成“首尔”一样，我不知道它究竟有什么意义。

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必有赖於交流，此已乃共识，不待赘言。虽然其中的具体情形颇为复杂，但语言学却是一个非常简明的例子。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之后，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最终使现代语言学成为一门“领先的科学”。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关键在于“比较”，如果没有由交流而产生的比较，一切都将是空谈。换句话说，假如顾炎武、钱大昕有机会走出国门并学会一两种外语，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将不会比高本汉逊色多少。实际上，古代学者通过对一种语言共时差异与历时发展的比较，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程度，是高本汉远远不能企及的。高本汉成功的原因，不外乎就是拥有了一个不同语言之间的真正的“比较”的机会而已，在这一点上，十五世纪以后的西方，显然具有强大的优势。由此，当国门甫开，胡适、赵元任等人有机会前往西方以后，其必开一代之风气，也就顺理成章了。对此，顾炎武、钱大昕之辈，只能感叹生不逢时。

总之，学术的进步与发展自有其独特的内因和外因综合地在起作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至少，仅仅依靠“好好读书”是显然不够的。

中華疆界廣大，區域多元複雜，又兼融合過程歷時悠久且從未停息，故並不類其他“寡民小國”，富於形式之“傳統”。惟基於現實之需要，亦有三大“傳統”可言：一曰農業生產所決定之倫理（以精英思想之儒家學說為代表）；二曰交流融彙所決定之漢字；三曰統一政治所決定之曆法。此三者乃為中華世界多元而統一之基礎與必然，不可輕改，亦無法遽改。今有章潛五氏剿承舊說，倡儀改曆，以立春為舊曆新歲元日，實大不可。其原有三：一曰中曆非“文化遺跡”，而為文化實質之一，即農業文明內在統一需要之結果。授民以時，重在劃一，政治因素大於實用因素。二曰舊曆之節氣已非關農業生產。此時賢均已有述，不待贅論。今以春節不合農時而倡改之，豈非笑談。三曰百年以來，曆法中西並存，頗合事理。強使中西一致，一如求全球溫涼同一，更乃癡人說夢。四曰章說實非改“曆”，乃改節慶而已。節慶之事，屬於“儀式”範疇，象徵重於形式，且無實用意義。以強力改“儀式”，無非以外科手術而易人情感，寧非荒謬。

斯旺森早就指出：社会之所以出现宗教道德教条，是因为社会的上层以乞灵于上帝的手段来保护其利益，防止或控制反抗。先贤们亦言：资产阶级总是强调宗教的博爱。从中山陵牌坊上的金字到我们的葛红兵，都证明了这条真理。

一个乞丐来到风景秀美的中山陵，即使没有那两座昭示着“暴力”的跪像，也是不会像葛某人一样感到“心旷神怡”的。